最近，一方唐代墓志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墓志的内容平铺直叙，引起轰动的原因是，墓志的最终刻有这样一行字：“日本国朝臣备书。”曩昔碑文墓志的制造，到完结停止，至少会有四人经手，一是篆额，二是撰文，三是书丹，四是刻文。上面这一行字，标明这方墓志的书丹者是来自日本的“朝臣备”。
《李训墓志》部分
一看到“朝臣备”，会马上让人联想到中日沟通史上极为有名的吉备真备。公元716年，21岁的吉备真备被选作留学生，第二年跟从第9次遣唐使来到唐朝首都长安。“留学生”这个今日看来像是近代今后发生的词汇，其实在唐代就现已有了，专指跟从遣唐使一同入唐的年青学生。跟吉备真备同行的还有更有名的阿倍仲麻吕，也便是跟李白等唐代诗人有着深化往来的晁衡。吉备真备在唐朝留学的时刻长达18年，735年才带着很多书本回到日本。回到日本后的吉备真备遭到重用，官职升官很快，曾作为东宫学士，给后来成为孝谦天皇的皇太子教学《礼记》和《汉书》。在751年，吉备真备被任命为遣唐使副使，于次年再次踏上唐朝的土地。再次到访，不只遭到唐玄宗的接见，被颁发银青光禄大夫，还与阿倍仲麻吕再见，又到扬州访问了鉴真大师。几回东渡都没有成功的鉴真大师，也在754年伴随吉备真备总算来到了日本。尔后吉备真备虽然宦途颇有曲折，但一向身居高位，做到正二位的右大臣，历仕于几代天皇。
吉备真备对传达我国文明起到重要的效果。大到历法，小到围棋，乃至纠正日本的汉字旧读吴音为唐代长安标准音的汉音，乃至日本文字片假名的创制，都跟吉备真备有关。鉴于吉备真备对日本文明有如此严重的奉献，在逝世上千年之后，还被明治天皇追赠勋二等。在古都西安，还有为留念唐代文明传入日本1250年而制作的吉备真备留念园。
假如墓志真的是这位几乎是奠基了日本古代文明的吉备真备所书写的，确实含义非同小可。不只“朝臣备”的表述会让人联想到吉备真备，从其他几个角度来看，好像也不能扫除吉备真备书写的可能性。榜首，在时刻节点上，吉备真备没有不在场的记载。墓志写于墓主李训逝世的当年734年。榜初次赴唐学习的吉备真备，第二年的735年才回国。第二，在地址挨近上，也与吉备真备有关。由于墓主李训担任主管招待外国人的鸿胪寺丞，而依据文献记载，鸿胪寺又是吉备真备长时间学习的当地。荣新江教授说“唐代的外交官让日本国的使者来写墓志”，“这让人们从中看到了唐朝的国际性和敞开的胸襟”。其实由善书的吉备真备来书写本处逝世长官的墓志也属备至当然。在“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李白《前有一樽酒行二首》）的国际化程度适当高的其时长安，唐朝人的胡汉认识恐怕并没那么清楚，却是“朝臣备”作为外来者则很清楚，一定要写上“日本国”来着重自己的身份。
这方19行、328字的墓志自身，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关于这一点，从对墓志撰文者褚思光的文献考索便可证明。褚思光，在唐人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卷四、宋人王溥的《唐会要》卷七六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开元七年（719）文辞雅丽科及第，墓志写作之时，已官至秘书丞。由拿手文辞的秘书丞褚思光来执笔墓志编撰，也入情入理。
依据报导，专家们从添补中日关系史、中日书法史、遣唐使、日本史空白的角度着重了李训墓志的价值。墓志固然有以上每个方面的价值，但在我看来，关于日本史研究、特别是在调查“日本”国号的构成与运用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墓志写作于734年。在同一年，还有另一方重要的墓志存世。这便是清晰写下“国号日本”的《井真成墓志》。15年前发现于西安的《井真成墓志》，是其时初次发现记载“日本”时代最早的什物。发现后在日本引起轰动。由于日本国号的构成，长时间以来都是依据一些文献记载作出的估测。虽然《井真成墓志》的“国号日本”比通说晚将近30年，但却是言之凿凿的什物。这次《李训墓志》中所记“日本国朝臣备书”与《井真成墓志》作于同一年，这是二者的接点。我曾在日本《每日新闻》（2005年9月1日《每日新闻》夕刊）上撰文，考证了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墓志撰者的问题，以为《井真成墓志》并非由其时的唐人所撰，而是出自与井真成同在长安的日本人之手。我在文中估测有很大的可能是有名的阿倍仲麻吕所撰。《李训墓志》的发表，让我觉得《井真成墓志》出自“朝臣备”之手的可能性也不是肯定没有。
《井真成墓志》部分
在《井真成墓志》发现之后，写有“日本”的墓志又连续有《祢军墓志》和《杜嗣先墓志》的发现。《祢军墓志》中的“日本”，据我考证并非固有名词，仅仅泛指东方的虚指（《〈祢军墓志〉中的“日本”并非国名》，《汹涌》，2018年6月30日）。撰于713年的《杜嗣先墓志》中的“日原本庭”，据我考证，则确实是指日本（《“日本”国号构成蠡测》，《社会科学阵线》，2018年第6期）。虽然《井真成墓志》和《李训墓志》中的“日本”要比《杜嗣先墓志》的时期要晚，但并非没有价值。与站在唐人的立场上编撰的《杜嗣先墓志》不同，《井真成墓志》和《李训墓志》中的“日本”，是日本人自己的自述。这关于调查其时日本人的国名认识与“日本”作为国名被广泛运用的现实也很有含义。
比较作于同一年的《井真成墓志》和《李训墓志》，其各自不同的价值在于，《井真成墓志》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清晰记载“国号日本”的什物，而《李训墓志》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清晰记载“日本国”的什物。现在日本的正式国名也叫“日本国”，这样的表记或许是自日本国号构成之日起便是如此（拜见笔者《“日本”国号构成蠡测》第六节《“日本国”解》。）。《续日本纪》记载702年的遣唐使问答，就自称“日本国使”。归于石刻文献的《李训墓志》能成为书本文献《续日本纪》的佐证。
从报导来看，关于《李训墓志》的书写者“朝臣备”，我国方面的学者言之凿凿，实指便是吉备真备，而日本方面或许是接受了误读《祢军墓志》的经验，慎重地估测有很大的可能是吉备真备。
其实，《李训墓志》的书写者“朝臣备”终究是不是吉备真备，还真的不能直截了当地下断语。这里边至少有两个疑问还难以解说。吉备真备原名叫作“下道朝臣”，有清晰记载改名为“吉备朝臣”是在日本的天平十八年，即公元746年。在十二年前书写墓志之时，他不可能时空穿越，写下十二年后才开始运用的姓名。这是最大的疑问。此外，吉备真备亲笔为自己的母亲写下有《杨贵氏墓志》。现存的《杨贵氏墓志》与《李训墓志》的书法风格悬殊，难以视为出自同一人之手笔。更为详细的是，《李训墓志》中的“朝臣备”的“备”，写作繁体异体字的“偹”，而《杨贵氏墓志》則写作繁体正字的“備”。仅就这些疑点来看，《李训墓志》的书写者“朝臣备”能不能判定便是吉备真备，还需审慎。趁便说一句，日本明治大学的气贺泽保规教授说道，吉备真备“日本国内并没有保存下任何他的笔迹，此次发现无疑添补了多项空白”。着重《李训墓志》的价值的意图可以了解，但上述吉备真备亲笔书写《杨贵氏墓志》真迹尚存，不能说“没有保存下任何他的笔迹”吧。
《杨贵氏墓志》
虽然书写者“朝臣备”终究是不是吉备真备尚存疑点，但这并不能否定《李训墓志》自身的重要价值。墓志的书写时代自身以及“日本国朝臣备书”的表述，从日本史的角度考量，无疑现已具有极大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