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从前作为我国文明的精华，遭到日本文人学者的喜欢。单是收辑远非齐备的《日本汉诗》，便有皇皇三十五巨册。最少到中日甲午战役之前，汉诗文在日本仍是代表着典雅的文明涵养，其写作人口亦相当可观。抒发言志，汉诗与和歌相同是最受喜爱的文体。甚至在1894—1895年对我国作战期间，这样的一种状况仍未有很大改动。
甲午战役期间，日本军官的汉诗写作也构成热潮。单是《大东军歌》便录入数十首，作为备注。编者每以逸闻美谈艳说其事，或题作“英豪闲日月”，或许为“××之风流”，意在凸显作诗者于刀光剑影之中的镇定自若。如征清第二军榜首旅团长、陆军少将乃木希典，于1895年2月14日占领和平山前一日，致书友人，并抄写新诗一首:“稀有柳树无竹梅，满州春光又奇哉。飞云塞下尚冰雪，何日春风渡海来?”此举即被赞为:“面临大敌聚集于现在，尚有此雅怀，将军胸中真可谓有闲日月。”
乃木希典（日语：のぎ まれすけ，1849年12月25日－1912年9月13日），长州藩藩士身世，曾用名源三郎、文藏。日本军事人物，陆军大将，善写汉诗，持身谨慎，对外侵犯扩张政策的忠诚推行者。
其间更有仿照王羲之书字换鹅故事，而称呼日本某舰艇少主计(军需官)田中以诗换牛的奇遇。该人在大连湾登陆，为部队搜集鸡豚，因陆军先行征发过，已一无一切。有村夫子作诗相赠，田中素不能诗，无法唱和，乃改易日本战国时期的名将上杉谦信军中诗一二字回赠:“霜满阵营秋气清，数行过雁月三更。连山并得金州景，遮莫家园怀远征。”其人得诗，欣赏不已，遂亲身奔波，为田中征集公牛四头。后一情节过分古怪，总使人猜疑出于臆造。
更出其不意的是陆军工兵大尉仓辻明俊的《渡鸭绿江》绝句:“鸭绿江头万里秋，人世为客亦风流。扁舟行载渔郎去，欸乃声中下义州。”若不知写作布景，你会认为这是一位与柳宗元《渔翁》诗中意趣相仿的世外闲人，优游山水间。而本相却是，其所过之处，山河易色，草木皆腥。
不过，从这些汉诗中，的确可明晰看出日军的战略目标。征清榜首军第十旅团长、陆军少将立见尚文，曾在军中以诗代书，致信同乡，倾诉心思。其《凤凰城中偶作》其二云:“留守凤城四阅月，每闻喜讯剑空鸣。难忍功名争竞念，梦魂一夜屠清京。”无独有偶，在《战余闲日月》一则，一名叫做秋山的日军大队长也有相同的愿望:“北京城下日章红，奏得征清榜首功。深夜眠醒蹴衾坐，枕头唯有剑光雄。”而在水兵少尉加藤重担的七古《军中作》中，这一目的体现得更为清晰。已经在丰岛、牙山制胜的日军，并不满足于打败朝鲜，其军事行动的终究目的地真实北京，故该诗末段作:
呜呼!八道掌大缺乏与争衡，秪合长驱略满清。一战拔旅顺，再战屠盛京。三战四战前无敌，旭日旗高顺六合。
诗中再三运用“屠清京”“屠盛京”这样严酷的字眼，可知日军已决计在每战屠城的杀伐中降服我国。
而一切关于甲午战役的日本汉诗，当推高桥贞(白山)所作《征清诗史》记叙最全，也最能使人洞见日本政府的野心。此书1897年出书，卷首有征清大总督彰仁亲王的题字“一德唯忠”，于泛言之外，亦含有欣赏作者大力宣扬日本国势军威忠心可嘉之意。诗成已在战事完毕后两年，但高桥氏对因欧洲各国干涉、日本未能遂其初愿的结局仍耿耿于怀，故效陆游《示儿》诗意，以一百七十九首七绝加史事与评说合为一编，希望“传之家庭，使我后代日夕讽诵，如置身于苦战间而存爱国之焉”(高桥贞《〈征清诗史〉叙》)。其最终三题，所述《尝胆卧薪》之事，即为俄、德、法三国以日本“取辽东，为害东瀛平缓”，迫其偿还，而在《巍巍高德》中要求后人:“须记奉天南部地，一朝在我地图中。”殿尾的《告后代》，更将此战的含义挑明:“试看忠士征清绩，日本隆兴新纪元。”也的确是从甲午中日战役开端，日本走上了侵犯扩张终至惨败的不归路。
因高桥贞之子高桥作卫当年参军作战，后又供职于征清海战史局，得以“证之公报，改其风闻有异同者”，使《征清诗史》引述的史料更带有官方颜色。《定征清战略》一诗云:“作战先开榜首期，直前扫荡北洋师。幄中夙有筹边策，渤海湾头树旭旗。”阐明日本发起对清战役乃蓄谋已久。“白山曰”的谈论部分，又根据日皇以彰仁亲王任征清大总督的敕书，“而见分战略纲要认为二”:
盖扫荡北洋敌舰，掌握韩、清二海权，略辽阳、奉天而树旗于渤海湾头者，是为前期战。三军渡海，置大总督府于旅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破山海关，取大沽炮台，从而陷北京城者，是为后期战。所谓“扼喉拊背”者也。这一战役目的深化军心，才会有上述诸人占领北京的狂言。
有必要留意一下的是，从敌国的视点，《征清诗史》也为咱们解读那一段前史供给了若干佐证。如近年暴炒一时的方伯谦为民族英豪的奇谈，其所统领的济远号于海战中的体现，也有日方战记为之留影。在敞开日清战端的丰岛海战中，广乙中弹后，“济远慌乱，不遑避险，沿岛阴走”，被高桥贞挖苦为“济远慌乱冒险驰”;黄海大海战中，在“超勇先沉，扬威伤走，胶着浅渚，来远、平远火起，经远、致远，相寻淹没”之际，“济远、广甲、广丙，前后皆逃”，方伯谦再一次留下了不光彩的记载。对照同一记叙中对坚强抗敌的定远与镇远的称誉——“定远健斗，损害最甚，火炽不灭”，日方四舰一齐进迫，“镇远独掩定远，奋当我诸舰，收战而退”，“清军免全舰队覆灭者，赖镇远、定远力”——济远的两次惊惶万状尤为可耻。根据日人钦敬强敌的习性，这些描绘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方伯谦（1854年1月14日一1894年9月24日），清朝福建侯官县人，字益堂，北洋水师将领。
至于披露日本民族性的史论，在《论丁汝昌》一篇可谓发挥得酣畅淋漓。在威海卫交兵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中将因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为旧交，“因赠劝降书曰:‘拘末节者，不能立大功。尊下暂游日本，徐为清国谋，以护其颓势，不亦善乎?尊下果率舰队，来投我军，我皇宽恕，待以礼貌，是余之所保也。余言发友谊之诚，尊下谅之。’”日方战史并述丁汝昌回复之辞:“友谊真可感矣。然报国之义，固非可弃也。”“既而坚舰屡碎，弹药亦尽，千百兵民，同见惨状，期非远也。”丁遂决意屈服。其降书曰:“欲保全生灵，为请休战，献威海卫船舰、刘公岛炮台武器于贵国，望不损伤海陆军内外国官员兵勇，而许其归乡。”在日方允准后，丁谓:“得保全生灵，吾事足。”乃“托后事于英客将而自杀”。日军旗舰“传信号，告丁提督死于舰队，中止吹打，以将官礼吊之”。
丁汝昌（1836—1895年），原名丁先达，字禹亭，号次章，安徽庐江县石头镇人。清朝晚期将领，官至北洋水师提督。
关于丁氏保全群众、挑选自杀而不是做俘虏，《征清诗史》的作者也给予有限的必定，因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乞降》中有“一死欲全千百兵”之句。但泛论其事，高桥贞则对丁汝昌的行为大不认为然。其说曰:
论者或以丁提督为苦节孤忠，有古勇士之风，曰:二万敌军拥后，数十舰艇迫前，坚垒尽陷，巨舰皆沉，孤城无援，弹尽食乏，提督之致舰纳炮台，一死以全清国、欧洲将校兵民，万不行已之势，而其所为，莫不行者。万口赞同，称扬极矣。然使提督重清帝之命，知其职责之所存，身与舰共碎，将校皆横尸于炮台下，不殉兵民，而殉清帝，振起清人志气，有所决，则我军虽精锐，然未能遽逾山海关、大沽之险也。提督之所为，果能如此，优于保全生灵之功也远矣。此之不思，而致军舰、纳炮台，以利于敌人，与睢阳死守人相食之事相反。今盛称提督，使我国人仿其所为，害国风甚大。呜呼!如丁提督以我国臣子之道论之，岂得称苦节孤忠之士哉?
高桥以唐代张巡、许远死守睢阳的故事比论丁汝昌，认为其虽杀身亦不能成仁，因无法抵消以军器资敌、不坚定民意的大过。故《论丁汝昌》一绝盖棺论定，口气严峻:
漫言一死救兵民，巨舰坚台委敌人。以我国风论士道，丁提督岂是忠臣?
就对丁氏的怜惜带有打败者的优越感而言，我更信任高桥贞的论调代表了日本一般社会的知道。
虽然关于降书是否出自丁汝昌尚有不同说法，而对屈服一事，从前出使日本四年的黄遵宪，倒与高桥贞持论相同。其《降将军歌》取意《三国志·张飞传》中严颜的“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语，也对丁氏的“已降复死死为谁”不能原宥:“不幸将军归骨时，白幡飘飘丹旐垂。中一丁字悬高桅，回视龙旗无孑遗。”不管主议者为谁，北洋水师的三军屈服，总是我国战役史上羞耻的一页。
对我国来说，甲午中日之战确有许多应当检讨之处。无可置疑，日本当年是处在有违于正义、人道的侵犯者位置，而其独霸亚洲从而称霸国际的野心，也曾令日本国民迷狂。这种外向的扩张性，反映于内，便构成民众遍及的进取心，由此给晚清往日的我国常识者以深刻印象。梁启超晚年对此浮光掠影:
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鼓起，如呼吸清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致百工，人人达观活泼，勤勉励进之奋发向上，竟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牺牲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
这一感觉在与“老迈迂腐，疲癃残疾”(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引述)的晚清政府的比照中，更形激烈。
而令梁启超感叹不已的日本国民勃发的奋发向上，也未始与甲午战役无关。从《征清诗史》中《胜败》一篇的谈论，即可窥见当时日本的国民意理。高桥贞由读国际史而引发的慨叹是反躬自求:
余尝读万国史，有普通史，有特外史。分普通史为二种，其一，合万国认为一大体，邦国文明，及于整体，其军力关于大势者纪之;否则者，虽旧国不载录。而其所纪者，欧洲之各邦也;所不载录者，东瀛之诸国也。
对现在遭到非难的“欧洲中心”论，高桥并无认识，倒供认强权是入史的资历。故认为，“东瀛诸国，印度，缅甸，暹罗，安南，朝鲜，支那，或归欧国地图，或惴惴焉忧其侵犯，幸一日无事罢了，史之不录，抑有故也”。所以，依照日本政府的宣扬口径，高桥也把亚洲的复兴当作日本的职责:“呜呼!亚细亚之大如此，而国力之不振如彼，岂可胜叹哉?虽然，宇内大势之变不穷，朝成暮败，兴衰递变，强弱易地，则进取之不行已者，必然之势也。方此之时，兴文明，修兵备，拯救东瀛颓势，以辉国名于史上者，非我忠勇四千万臣民，其谁望耶?”军国主义的教育就是这样灌输到日本民众之中。
与侵华战役和汉诗体这一内容对方式的嘲讽相类，《征清诗史》中若干诗篇语汇的运用也有相同的效应。如《安城渡夜战》其三:“神州男人不思生，铳剑连锋毙敌兵。横道遗尸清劲卒，纪胸直隶练军名。”此诗所要讴歌的是日本戎行打败李鸿章练习的精兵“直隶练军”，令其“遗尸横道”。但如只看最初，且不知其原出日人之手，我国读者定会将“神州男人”认作子弟兵。在把惯常代指我国的“神州”移换为日本的一易手之间，汉诗言语也彻底异化。我看这些汉诗时，所以常想到“刻毒”一词，虽然这或许仅仅出于我的“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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